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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做政策研究的，应该怎么做？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年轻，血气方刚，热血沸腾，出谋划策搞改革，一心想把西方市场机制的东西搬过来。但是经过一段实践，发现很多问题后提出，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我们知道彼岸是什么，但是从此岸到彼岸不是简单的事，并不是彼岸的事今天都能做。彼岸的方向是明确的，是必须坚持的。但搞中国的现实政策研究，最忌讳的是用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度中的指标、比例、数据，简单地套用到中国。譬如有人经常说，某某国家在某某问题上怎么怎么，我们应该怎么怎么。问题是你怎么走过去？比方有人说，美国间接融资比例多少，直接融资比例多少，他们这样，我们也要这样。那你怎么干？怎么样在短期内把直接融资譬如干到60%或70%？中国为什么一下子干不过去？什么原因？是金融的原因，市场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是需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研究。

退欧谈判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到11月中旬到期日之前只剩7周时间，但由于英国国内在退欧协议上分歧巨大，双方的谈判目前陷入僵局。而欧盟加紧准备应急方案部分原因是因为此前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对脱欧协议的强硬表态。科尔宾周三表示，除非特蕾莎·梅政府的退欧协议接受他的提议，即让英国留在欧盟统一关税同盟、避免与爱尔兰之间出现硬边界、不能保护工人工作的话，工党议员将否决她的退欧计划。他还呼吁英国进行大选，选出能够为英国达成好协议的政党。

那么，问题就转化为：违法的薛先生夫妇应该接受怎样的行政处分？按照目前的《公务员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薛先生和谢女士可能受到的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对照这起个案，薛先生被辞退，谢女士被开除，这显然是被相关机关适用了最严重的处分方式。但这合适吗？

为验证手机炸弹的威力，刘文科和潘立事先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实验，装置除了放置少量炸药，用的是刘文科自己的旧手机外，其他没有变化。他们拨打了旧手机上面的号码，听见像燃放鞭炮的响声发出，刘文科知道这是雷管爆炸的声音，两人感觉吃了定心丸。爆炸当天，刘文科开着自己的车，路上遇到陈生安的黑色越野车。看到车拐弯的路线，刘文科知道陈生安去了鄌郚镇。刘文科开车回家后，担心在路上跟踪不方便，便借了朋友的黑色别克车，同时考虑到自己的身体驾驶汽车不方便，又找了另一个朋友，谎称和自己去办事情。根据GPS定位器的指引，一路跟踪陈生安的黑色越野车来到鄌郚镇。

很快，刘老汉看到村里许多乡亲往相隔的镇北村村委会方向走去，“肯定出什么事情了”，他急忙出了门，跟着乡亲们向前走去。村委会办公地点门前的路边停放着一辆黑色越野车，车身已经严重变形。围观的人不少，透过人群的缝隙，刘老汉发现越野车驾驶室的门半掩着，车玻璃全都碎了。

这时，有“专业”技能的刘文科凭借着对电子产品的了解，在同其他人商议后，决定制作“手机炸弹”，用手机响铃引爆电雷管。王继清十几年前下过碳井，手头剩余6枚雷管。因为手机炸弹需要里面的炸药，潘立、王继清两次购买了12箱礼花弹。刘文科还买了两部老年手机，通过微信购买了两张手机卡，从购物网站上购买了GPS定位装置。